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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丹艾黎纪念馆中,珍藏着一份珍贵文献——路易·艾黎为解决当时就业问题写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亲笔信。这究竟是一封怎样的信呢?



1979年12月7日,在北京台基厂的对外友协小院里,时年82岁的艾黎伏案提笔,写下致王炳南会长的这封重要信件。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新西兰友人,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新中国建设、民生改善与就业保障的深切关注与真诚建言。从20世纪30年代烽火中发起“工合”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初为破解就业难题深思熟虑,艾黎始终关注着中国人民的生计冷暖。他以国际友人的赤诚之心,依托工业合作的实践理念,为中国拓宽就业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跨越时代的宝贵启示。
1927年,艾黎初抵上海,彼时中国底层民众在苦难中挣扎。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的督察长,他深入工厂,亲眼目睹了童工的悲惨遭遇与工人的剥削现状,深切体会到老百姓失业后的绝望,这成为他思想转变决心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起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工业基地相继沦陷,现代工业陷入瘫痪,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失业问题成为民族危亡的沉重枷锁。在此绝境中,艾黎与斯诺夫妇、宋庆龄、胡愈之等有识之士,共同提出“工业合作社”的构想,“工合”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38年,艾黎辞去上海工部局工作,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和代理总干事,全身心投入“工合”运动。艾黎等人认为,战时重建工业需摒弃大规模工厂模式,依靠农村和城镇组建小型工业合作社,既能利用分散劳动力,又能适应战时物资运输限制,让失业者、难民重新谋生。
从武汉到西北,从陕西双石铺到甘肃山丹,艾黎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骑着自行车深入农村,指导建立合作社。在陕西宝鸡,与卢广绵牵头成立中国首个打铁合作社,让流离铁匠重拾手艺;在福建长汀,抢运机器设备组建机器社、印刷社,让失业工人重获工作;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让贫苦人家的子弟和战争孤儿走进课堂,学到知识。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达到1780多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分布在16个省,有社员两万五千多人,援助了二十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合作社涵盖纺织、机械、印刷等多领域,生产的毛毯、棉衣等物资,既保障了民众生活,也支撑前线抗战。
工合运动中,艾黎始终将就业放在首位。合作社优先招募失业工人、流亡同胞和残废将士,让每个劳动者靠双手谋生。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他收留贫苦人家的孩子和战争孤儿,免费让他们上学,给他们传授技术,将他们培养成专业技术人才。1949年,艾黎带领培黎师生协助西北野战军解放山丹马场与玉门油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酒泉会见了艾黎,对艾黎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创办培黎学校、培养技术人才的业绩和大力支援解放军西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给培黎学校写了一份证明信,用以保护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黎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始终关注就业这一民生根本。1979年,晚年的艾黎仍心系国家发展,在给王炳南会长的信中,郑重附上组织小规模工业合作社的建议,再次为就业问题建言。这份信,凝聚着艾黎一生的经验思考。他从战时经济防御与新一代成长双重角度,阐述组建工业小合作社的必要性:国际局势复杂,战争威胁尚存,广泛的工业合作社体系能筑牢经济防御基础,保障民生物资;当时教育普及度有限,大量青少年难入大学,城乡、工农差距亟待缩小,合作社是解决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关键。他认为,合作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促进生产力、提升生活水平的重要载体。这一理念,与20世纪30年代创办工合运动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展现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
艾黎的一生,是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一生。他用行动诠释国际主义精神,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名字早已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的工业合作理念,为中国就业问题探索出切实可行路径。工合运动的实践,不仅在战时挽救了无数家庭生计,更孕育了“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026年的今天,回望艾黎的足迹,重温工合运动历程,品读他晚年的就业建言,仍能感受到跨越时代的温暖。就业始终是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艾黎的探索与实践,为我们留下宝贵经验。新时代征程中,我们传承工合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就业政策、拓宽就业渠道,让更多人实现就业增收、过上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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